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
一、变态的虎妈：总是走在升级通关的路上
当父母就是一场不断打怪通关的历程，而生在北京这种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的城市中，可能很少有气定神闲作“猫爸”的，大部分或自愿或被迫的成了“虎妈”，更有甚者，成了传说中的“变态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舍得拿大把大把的钞票送给培优机构；孩子上学我们工作、孩子培优我们作陪，节假日不属于孩子也不属于家长；眼睛盯着的是考试成绩，耳朵听的是各路有关教育的小道消息，鼻子还要灵敏嗅出暗流涌动的培优市场孰优孰劣，口口谈论的也都是培优呀！
我一度以为那样的“虎妈”“变态娘”是个案，但前几日的闺密聚会着实把我从云端摔到凡间。一位闺密在某国社工作，孩子户口理所当然的是单位集体户，且在西城区，好在房子买的早，原在宣武区，后来宣武区和西城区合并理所当然的也在西城了，其次夫妻收入大致在上中产，就是这样的背景，为了女儿的“幼升小”，拉关系择校和上培优都用上了，用闺密的原话说“我想通宵排队，但是北京这电脑派位也没给我这机会呀！”，我感叹道她这也算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了。另一位闺密更狠，为了女儿可以上中关村一小，直接投资学区房。
纵观“虎妈”们的通关秘籍有四。第一，学区房，从“宇宙中心”五道口每平米10万以上的学区房，到西城区文昌胡同单价超过45万元的天价学区房，一次次的出现在报端，刺痛着民众神经，尽管今年初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但事与愿违，北京学区房市场“高温”已成常态，从二手房机构网站发布的房屋价格来看，西城、海淀等区二手学区房溢价率居高不下。而同样的剧情在上海、深圳、济南、青岛、西安等地都在重复上演。第二，拉关系择校，曾几何时“共建生”、“条子生”等都是拉关系择校的衍生物，为“拼爹”、“拼权”留下了后门。教育部2014年2月下发通知，专门针对19个重点大城市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提出详细的时间表：到2015年，这些城市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但是仍有人想尽办法择校，而“政策保障生”又成了“共建生”的升级版。第三，提前学成“牛孩”，从凌晨4点开始，人们带着小板凳和iPad赶来，一边排队领号一边玩游戏只为在知名培训班“占坑”甚至给还没开始上幼儿园或者幼儿园小班的孩子报名。导致6月23日上午，上海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幼升小”家长有关“提前学拼音”等问题的焦虑——拿出数据，语文教学专家、幼儿心理专家、小学校长等齐上阵，劝说家长“千万不要提前学”。而这是全国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第一次在暑假前向社会上“提前学”的风气宣战。第四，排队，尽管京籍小孩的“幼升小”已经不需要排队了，但是吉林的“虎妈”们依然用这种最传统的方式通关。
走在这样的通关之路上，“虎妈”们整天都在忙着学秘籍，着急和别人争抢，想不变态真的很难！
二、变态的来源：义务教育资源不足+分配规则不公平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源的稀缺性是无处不在的，你争我抢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且只有这样资源才能流向最能发挥它用处的地方，实现经济效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边际效用最大。但是，既然人与人之间对物质资源的争夺总是存在的，为什么只有目前才让我们觉得虎妈通关之路走起来异常变态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义务教育资源相对私人物品来说更加稀缺，导致对其争夺异常激烈，从而使得变态虎妈的出现成为了可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物质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绝大多数产品都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向了供过于求，老百姓的吃穿住行等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挑选余地，那种为了买吃的或者穿的去通宵排队或者争抢的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相对于市场提供产品的极大丰富而言，许多公共资源的提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例如，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 比重上说，与世界众多经济大国相比存在差距。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我国义务教育尽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教育投入占GDP 的比重来看，我国教育投入总量仍严重不足。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刚达到4%，而OECD 国家在1998 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相应的在1975年世界平均是4.44%，甚至于曾有联合国教育官员说，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如贫困的乌干达”。在教育经费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我国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水平较低。2003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46.8％。而1995-1997年各个国家对初、中等教育的投入占公共教育投入的比重分别为，印度78.3％，巴西73.8％，墨西哥82.8％，马来西亚74.5％，韩国92％，菲律宾82％，美国74.8％。因为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拨款，显而易见，义务教育资源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间的配置严重不平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越不足。2003年，上海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达到了7030.12元，北京达到了5245.24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694.91元，上海相当于贵州的10倍多。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承诺确保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这一免费政策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文件指出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免费提供教科书的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自行承担。文件强调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步骤，到201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全部落实到位。在这种针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优惠政策下，中央政府以雄厚的财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义务教育支出，西部地区的中小学生生均学杂费的支出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据此，2010年，上海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达到了18982.88元，北京达到了19762.13元，而贵州提高到2962.16元，上海相当于贵州的6倍多。考虑到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2003年上海生均教育经费与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是0.502，到2010年上升到1.102，而贵州的比值2003年是0.106，到2010年上升到0.775。在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的同时，教育投入的差距也在拉大，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加剧，教育机会更加不均等。相对于各种可以选择的私人物品来说，由于义务教育资源是大家生活中都离不开的，因此，在较为稀缺的情况下，公众对其争抢的激烈程度就会随之上升，进而就可能产生焦虑情绪，从而客观上为“虎妈”“变态娘”的出现、流行准备了条件。而最近发表在的《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提高1000元后，居民信任陌生人的概率上升0.53%，部分缓解其焦虑情绪。相对于城市居民特别是一线城市居民关心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而言，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居民可能更加关心供给数量的变化，而不是供给质量的改变，因此文章发现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资源供给提高将显著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文章还指出，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地区存在着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效果较差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公共资源供给的增加对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没有效果。因此，在控制相同的教育质量后，公共资源供给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依然存在。其二，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中存在的乱象导致“虎妈”“变态娘”的流行成为了现实。义务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导致它的分配就显得异常重要。尽管我国先后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不可否认，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律体系仍欠缺系统性与完备性，特别是欠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专项法律法规，缺乏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行为的详细界定与明确规范，政府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相应而生的，因教育部门主导下形成的校际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和择校过程的不透明、不平等、不公平。以“占坑”为例，用黑幕重重，暗流涌动形容亦不为过。用培优机构工作人员的原话说“为什么说小升初水很深，因为你说它没有制度吧，没有潜规则吧，有。你要说正规吧，不正规，能乱到什么程度，每一个学校单独命题，每一个学校考试的时间不同，每一个学校不止一次考试，每一个学校每次考试的出题老师都不一样，能差到这个程度。”所谓“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与社会培训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目的在于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进了这种班，就相当于向重点中学预约了一个位置，占了一个“坑”，只有占了这个“坑”，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这所学校。因为“占坑班”背后都有着各个名校的影子，所以如果孩子不是特长生或市级三好生，家长又没钱没权，那么在进名校的途中，“占坑班”是民众最容易够得着的门槛，也是相对较为“靠谱”的办法。而所谓的“坑”，其实就是名校的入学名额，一个班的“坑”越多，其含金量越高，也就越受家长的追捧。而培优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帮孩子交上简历，其次提前通过特长被点招。当然工作人员也承认一方面名校的点招机会来自于各大机构，另一方面不是任何机构都有点招机会。可见，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为“虎妈”“变态娘”的流行准备了温床，而不健全的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体系导致这种潜在可能变成了现实：本来应该是政府来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建设、并维护其分配秩序，但是目前看起来做的还不够，于是大家就纷纷摩拳擦掌自己争抢了，变态行为自然就多见了。而《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的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猜想。由于居民对义务教育资源的争夺能力存在差别，因此他们对这种变化的敏感性也就存在不同。当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时，同时这种效应对于争夺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应该表现得更为强烈。换句话说，老百姓的收入分配越不公平，那么个体之间的争夺能力差异越大，居民信任陌生人的概率下降，加剧其焦虑情绪。三、变态的解决：加大义务教育资源供给+健全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
如果不论“猫爸”还是“虎妈”，孩子都可以有学上，有“好学”上，那么就没有“变态娘”了，可那会不会只存在于迪士尼的童话世界里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中国梦”，根据上面的分析，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可以做的：
第一，加大公共资源的供给。古人说的好，仓廪实而知礼节。在教育经费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水平较低，同时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间的配置严重不平衡，估计没有哪个父母会是悠然自得，置身事外，更可能出现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必须要千方百计的扩大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这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政府无疑是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但是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支持民办、私立教育的开展，资助企业、团体、个人参与举办义务教育学校，提供多样化、优质教育，这样才能够更快地提升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上“好”学的愿望。实现居民无论是租住还是自有房产，孩子都可以免费上该区域的公立学校，甚至孩子可以免费坐校车的局面。第二，要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广泛地征集意见，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规则。一旦这个规则制定下来，还要认真执行，防止“截留、挪用”、“跑冒、滴漏”等违规行为的发生。此外，当硬件教学条件提高的同时，组建教育集团、教师轮岗流动制，都是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公平性的国际经验。《经济学家茶座》87辑在这里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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